近日，我院张俊森教授的合作论文“Narrowing or widening the gender gap in market and domestic work? The impact of workweek reduction reform in China（缩小还是扩大市场和家务劳动中的性别差距？中国减少工作周改革的影响）”，在线发表于发展经济学顶级期刊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论文合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孙昂、副教授孙伟、助理教授向往和上海财经大学助理研究员张慧丽。

论文简介

近年来，关于缩短工时的呼声日益高涨，一些发达国家开始小范围试行每周只工作四天的工作制度。该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对于旨在缓解员工工作压力、增加闲暇时间的缩减工时政策，其是否会对男女性职工的职业发展产生差异化影响？进一步地，究竟是帮助女性更好地平衡工作与家庭，从而缩小了性别差距，还是在无意中加剧了传统的性别分工？研究得出了一个与直觉相悖的结论：该政策非但没有促进性别平等，反而深化了双职工家庭内部的性别劳动分工，导致女性进一步向家庭角色倾斜，而男性则更多地投入于职业发展，从而加剧了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不平等。

研究的理论基础是对贝克尔（Becker）的家庭专业化分工模型的扩展。理论模型指出，在面临严格工作时间约束的情况下，家庭内部的劳动分工可能无法达到最优状态。当政策放宽了这一时间约束后，家庭会重新进行优化决策以最大化整体效用。在存在传统性别规范和男女工资差距的社会背景下，这种优化往往表现为更深度的专业化分工：即在家庭事务中拥有比较优势的一方（通常是女性）会投入更多时间于家务和育儿，而另一方（通常是男性）则会将解放出来的时间更多地投入到能带来更高市场回报的职业发展活动中。

为检验这一理论，该研究以中国在1995年实施的工作周缩减政策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进行实证分析。这项改革将受雇职工的法定工作时间从每周六天缩短至五天，但维持周薪总额不变，构成了一个理想的准自然实验。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的面板数据，研究巧妙地依据政策影响强度的不同，将劳动者分为三个群体：受政策严格约束的“标准工时制”雇员（如办公室职员）作为主要处理组；因生产性质或生产活动要求而受影响较小的“非标准工时制”雇员作为次要处理组；以及完全不受政策影响的“自雇人士”作为对照组。这种精细的划分，超越了简单的雇员与自雇者的对比，有效控制了不同群体间固有的系统性差异，从而显著增强了研究结果的因果推断效力。

研究的核心发现清晰地揭示了改革后家庭内部劳动分工的“极化”趋势。在家务领域，受政策影响最大的“标准工时制”女性，其每周投入在家务和育儿上的时间显著增加，平均每周多出约4.9小时。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她们的丈夫则从这些家务劳动中“撤出”，减少了相关时间的投入。这种时间上的此消彼长在职场上产生了连锁反应：丈夫们将更多时间用于加班和继续教育，从而显著提升了他们获得大学学位、晋升到更高级别职位以及增加劳动收入的可能性。然而，研究并未在女性雇员身上观察到类似或对等的职业发展益处，她们的收入和职位并未因此改善。

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为“家庭优化”的理论解释提供了有力支持。研究发现，这种分工深化的效应在两类家庭中尤为显著：一是在改革前丈夫工资远高于妻子的家庭；二是在有未成年子女、对家务劳动需求更高的家庭。这表明，家庭的决策确实遵循着经济理性，即在新的时间预算下，倾向于让市场回报率更高的一方（男性）加倍投入工作，而让家庭生产力更高的一方（女性）承担更多家务，以实现家庭总效用的最大化。此外，研究还发现，这项政策虽然对女性的职业发展不利，但却在其他方面带来了积极影响，例如显著改善了女性健康状况，并对子女的福祉（如营养摄入和入学率）产生了正面效应，这揭示了政策影响的多维性和复杂性。

综上所述，该研究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一项看似普惠且性别中立的缩短工时政策，在特定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下（即存在传统性别规范和性别工资差距），其最终效果可能并非促进性别平等，反而会通过强化家庭内部的专业化分工，无意中加剧了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不平等。未来，在促进性别平等的政策设计，必须深入考虑其在特定社会结构和规范下的实际运行机制，否则善意的政策干预也可能产生事与愿违的负面后果。要真正实现性别平等，仅靠放宽时间约束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辅以解决深层性别歧视和传统观念的配套措施。

作者简介

张俊森，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原院长，世界著名经济学家、世界计量经济学会会士、国家重大人才计划专家。国际经济学研究数据库及出版机构RePEc在2018年和2023年分别将其列为“中国经济”研究领域世界排名第一和排名第二的学者。长期从事人的发展经济学研究，在生育、婚姻、家庭资源配置和中国经济发展等方面取得一系列创新性成果。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等课题。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PNAS等顶级期刊上发表论文140余篇，合著2部。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张培刚发展经济学奖、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007-2011年兼任香港经济学会会长。2022年起兼任中国数量经济学会副会长。2025年起兼任中国劳动经济学学会副会长。2019年起任国际一流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共同主编。

论文链接：https://doi.org/10.1016/j.jdeveco.2025.1036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