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经院财税大讲堂第22期顺利举办
发布日期： 2017-12-12 来源：ky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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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8日上午，西南财经大学财税学院院长刘蓉教授应方红生副院长之邀来访，在“浙大经院财税大讲堂”上作了第22期讲座，主题为“全球性减税浪潮下中国企业的负担与政府选择”。
北京大学财政学系主任刘怡教授，浙江大学财政学系朱柏铭教授、郑备军教授、周夏飞副教授、徐志副教授、姚婕副教授、夏海舟副教授、朱秀君副教授、蔡璧涵博士、康笛博士，国际经济学系牛海霞副教授，金融学系洪鑫副教授和经济学院部分研究生参加了讲座。讲座由方红生副院长主持。
讲座开始前，方红生副院长对刘怡教授和刘蓉教授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感谢两位教授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浙大经院作报告，他表示，两位教授长期从事财税研究，在中国财税领域十分有影响力，为不同时期中国财税重大问题提出重要主张，为中国财税事业做出重要贡献。随后，方红生副院长简要介绍了到场的各位嘉宾。
刘蓉教授作报告
在讲座环节，刘蓉教授首先介绍了当前中国的供给侧改革背景。她指出，自2016年开始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劳动供给量减少、要素成本上升、自主创新不足以及产业结构不合理引发了资本投资下降。随后，她从多个角度分析了这些不利因素对经济的影响。从企业部门角度，企业不能进行有效供给，进一步加速经济下行。从家庭部门角度，不合理的税制结构使家庭部门承担了大量的税收，加重了其在国民分配中的不利地位，影响社会消费。从经济学角度，三辆马车中，人民币汇率升值抑制了出口，而消费由于税收制度受到了不利影响，仅有的“投资”对经济拉动作用也存有争议。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政府推行了供给侧改革。
随后，刘教授简要介绍了减税的经典理论、传导机制和经济效应。减税理论可分为凯恩斯理论和供给学派理论，前者在经济大萧条时期，从需求管理角度阐述了减税的作用机制和积极意义；后者主要有三个命题，分别是：市场部门产出会随税率上升先上升后下降；税收收入会随税率上升先增加后减少；高税率是通货膨胀的根本推动力，据此提出减税的主张。减税传导机制方面，她主要引用了1997年保罗的观点，从生产要素的机会成本角度阐明了减税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减税的经济效应包括产出效应、收入效应、财政赤字效应和通货膨胀效应四方面。刘教授认为，减税是一把双刃剑，故学界对此褒贬不一，具体国家减税政策需要结合国情进行选择。
师生认真聆听
在相关背景及理论介绍之后，刘教授重点分析了中国的减税问题。她先展现了两个现象：一是在包括税收收入、预算内非税收入、社保基金收入、政府性基金和国有资本经营收入的收入口径下，2010-2016年我国宏观税负并没有降低；二是从中国企业的负担结构看，企业负担包括税费成本、社保成本、中介服务成本、资金成本和要素成本，企业负担重。对此，她集中讨论了两个问题：一是现有的宏观税负指标是否可比；二是什么样的税负指标才是可比的。针对第一个问题，她认为当前宏观税负不可比，原因在于国内外统计口径不一致，此外基于宏观层面进行评价时还需考虑税费负担与国家财政体制、政府债务融资依存度匹配问题，单一的宏观税负高低不能说明好坏。针对第二个问题，她认为应使用微观税负指标，如以税费成本除于商业利润进行衡量，并使用世界银行的数据进行分析，得出了中国微观税负水平相对较高、企业发展受阻的结论。
最后，刘教授提出了两个减轻企业负担的政策建议：第一，降低制度性成本，包括减少信息不对称性、以建立现代财税体制为依托，避免税收给市场价格机制造成超额负担，以及重点管理好非税成本；第二，精简政府机构，包括减少政府机构设置以降低行政成本以及优化政府规模以解决财政上减税、控制赤字债务、加大公共支出的“三元悖论”。
在贯穿始终的交流环节，刘怡教授和周夏飞副教授就微观税负指标科学性问题；郑备军教授就世界银行数据口径问题；方红生教授就微观税负指标构造可参考宏观税负逻辑以企业增加值为分母问题，与刘蓉教授进行了深度的交流。刘蓉教授都耐心的一一作出解答。
讲座最后，方红生教授感谢刘蓉教授作了一场具有启发性的精彩报告。现场学术氛围浓厚，座无虚席，到场的嘉宾和同学纷纷表示受益匪浅。
师生合影
（文/赵明瑶 苏云晴， 图/党丹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