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首届中国公共经济学前沿研究Workshop 顺利召开
发布日期： 2017-11-14 来源：ky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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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12日，首届中国公共经济学前沿研究Workshop在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顺利召开，经济学院副院长方红生教授担任本届Workshop主席，会议由浙江大学经济学院主办，浙江大学公共经济与财政研究所、浙江大学金融研究院与浙江大学不动产投资研究中心共同承办。
本届Workshop分上午和下午两场，上午9：00，方红生副院长发表致辞，对各位来宾和学界同仁光临浙江大学经济学院表示热烈欢迎。他坦言首届中国公共经济学前沿研究Workshop之所以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召开，是源于礼尚往来原则和院长黄先海教授对财政学科发展的殷切期待，并提出本届Workshop的宗旨、定位和使命，即旨在邀请海内外公共经济学家共同探讨中国公共经济学前沿问题，推动中国公共经济学理论与政策研究创新，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作出应有的贡献。同时，他也对7位宣讲嘉宾、三个承办方和会务组表达了衷心的感谢。
参会专家学者合影
在上午的报告中，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范子英教授、山东大学经济学院汤玉刚副教授、浙江财经大学财政与税务学院李永友教授以及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叶兵博士依次发表精彩演讲，李永友教授和范子英教授担任主持人。范子英教授发表了题为“Promoting Firm Investment: Enforcement Capacity and Limits To Tax Incentives”的演讲，研究落脚点为资本折旧税收激励对中国企业投资的影响。范教授提到，税收激励一般会对企业投资产生重大的影响，并会巩固其他刺激经济增长相关政策，这一点已经在发达国家得到普遍印证，但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证据则相对稀缺。以此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他基于中国一项税收改革（资本折旧税改革）探讨了税收激励如何影响企业投资。范教授特别强调两点，第一，研究中使用了一个不仅包括大企业相关数据，而且还涵盖数量可观的中小企业相关数据的数据集；其次，基于DID策略对比了试点行业企业和非试点行业企业，并考察了地方政府税收执法力度对改革效果的影响。范教授认为，中国的资本折旧税收激励使企业和政府同时受益，不仅使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总产出以及劳动生产率均增加十个百分点以上，而且使政府征收的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分别增加七个百分点和十四个百分点。但是，他强调，与美国相关改革产生的影响相比，由于投资滞缓、改革执行不到位以及地方税收执法不力等原因，中国税收改革带来的影响很大程度上被削弱。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范子英教授发表演讲
汤玉刚副教授发表题为“城市户口价值几何—基于‘购房落户’门槛的断点回归设计”的演讲，探讨如何从居民支付意愿的角度估算城市户籍的货币价值。汤玉刚副教授从新中国以来户籍制度背景出发，从户籍的供求视角剖析市民权利的成本与权利，指出户籍制度的改革本质是地方财政改革，并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公共成本如何核算这一细节进行了说明。汤玉刚副教授按照“面积断点上下的房屋在居住属性上基本无差异，价格差异即可反映户籍的价值”这一研究思路，基于“购房落户”门槛的断点回归设计，从居民支付意愿的角度估算了城市户籍的货币价值，具体地，主要利用济南市户籍准入政策中“购房落户”规定最低面积的条款，将略高于最低规定面积的住宅作为处理组，将略低于最低规定面积的住宅作为控制组。汤玉刚副教授认为，可以通过比较市民化的成本与收益，来适时推动户籍制度改革，以“租购同权”、自由落户为终极目标的户籍制度改革必须考虑地方财政的承受力，还需改革政府间财政关系，优化政府间事权配置，多方合力，最终才能有序推进公共服务受益权利的均等化，同时，也指出这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尤其需要地方财政收入体系的完善与政府间财政关系的重构。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汤玉刚副教授发表演讲
李永友教授发表题为“财政支出集权能改善农村发展相对滞后问题吗”的演讲，集中探讨了“乡财县管”改革对乡县两级政府带来的激励。李永友教授首先梳理了“乡财县管”改革的背景、原则、目的、内容以及关键点，随后他指出改革具有支出集权特征但没有收入集权特征，“乡财县管”与“财政省直管县”在收入集权上存在明显区别，因此这项研究基于改革的支出集权维度。其次，他分别阐述了改革的支出集权对县级、乡镇政府产生的激励作用，在此基础上提出四个研究假说：一是“乡财县管”使县级政府承担的乡级财政支出项目在“先重点，后一般”的支出顺序中得到倾斜，表现为这类支出上升显著；二是“在先重点后一般”的支出次序下，原本就由乡镇支出的农民受益项目会受到挤压，导致这类项目改善不明显；三是“乡财县管”使乡镇政府发展农业的积极性下降，导致农业劳动生产率上升缓慢，但由于上级政府的专项支出，用在农林水利项目上的支出却不会因此出现同样明显的下降；四是“乡财县管”因约束了乡镇政府支出，所以减弱了乡镇政府响应农民增收号召的积极性下降，进而导致农民增收的显著下降和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最后，李教授提出实证策略，就样本地区选择、样本选择、改革冲击变量三种构造方法、基本模型和拓展模型设定、数据结构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浙江财经大学财政与税务学院李永友教授发表演讲
叶兵博士发表题为“Trust in Local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and Self-employment in (Transitional) China”的演讲，主要探讨了政府信任和创业或自雇（self-employment）之间的关联。他指出政府信任与创业之间关联性依赖于市场机制，市场机制运转良好的省份（例如，江苏省、浙江省等）有助于创业，相反，市场机制运转不良则会抑制创业。同时，他还指出政府信任和市场机制间存在一定互补，市场机制质量会利于创业，同时市场机制规模会随着政府信任而上升。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叶兵博士发表演讲
下午报告14：00开始，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付文林教授、浙江大学经济学院蔡璧涵博士、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方红生教授以及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马光荣副教授依次发表精彩演讲，方红生教授和付文林教授担任主持人。付文林教授发表题为“财政分权体制下的地方政府债务扩张—基于标尺竞争与支出责任下移的双重视角”的演讲，着重对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呈现普遍性扩张的动力来源，以及各地方政府竞相利用债务推动辖区经济增长，举债融资行为是否表现出策略互动这两个问题进行了探讨，研究包括两部分主要内容，首先，通过一个简单的地方政府的最优举债行为模型中，探讨公共服务支出责任的纵向划分、地区间横向经济竞争对地方政府债务扩张的作用机制；其次，利用空间外溢回归等方法，检验地方政府债务增加与支出责任下移和标尺竞争的关系。其中，付文林教授强调，城投债数据并不能很好的代表地方政府债务，通过和国家审计署公布数据的直观对比，提出使用“城投债+市政公用设施建设投资银行贷款”作为地方政府债务数据的替代变量。从横向政府间标尺竞争、纵向政府间支出责任划分的双重视角，付文林教授指出，支出责任下移、标尺竞争共同驱动地方政府债务增长，其中，支出责任下移是地方政府被动负债的重要原因，标尺竞争使地方官员的在举债融资行为上表现出明显的策略模仿，且各地区在债务扩张的主因上存在异质性，其中，东部地区的地方政府债务累积主要是晋升竞赛的结果，而支出责任下移则对东部地区地方政府债务扩张基本无影响，但却会显著提高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债务。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付文林教授发表演讲
蔡璧涵博士发表题为“Fiscal Incentives and Land Finance Cycles of Prefectures in China”的演讲，就中国的财政激励和土地财政周期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蔡博士指出，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治激励和财政激励，然而当面临提供公共服务的财政压力时，地方政府会寻求其他预算外收入，从而衍生出了土地财政问题。她强调，在中国，征地以及土地出让均由地方政府管辖，那么市领导是有动机操纵土地出让策略谋取私利的，其中包括了协议出让和拍卖两种策略。蔡博士认为中国的土地财政周期与中国省代会周期同步，省代会前市领导将减少协议出让的份额而增加拍卖出让的份额。此外，由于市领导的任期存在高度不确定性，在任期伊始，市领导对土地财政周期的影响更为明显。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蔡璧涵博士发表演讲
方红生教授发表了题为“中国中央公共财政收入集中度为何持续下降”的演讲，针对2002年以来社会各界普遍要求中央下放财权的现象，方红生教授指出中国中央公共财政收入集中度实际上自2007年以来就已持续下降这一不为人知的真相，并探讨了导致中国中央公共财政收入集中度持续下降的深层次原因。方红生教授指出在工业中中央公共财政收入集中度高于第三产业中中央公共财政收入集中度的情形下，中国经济结构从工业向第三产业的转型是导致中央公共财政收入集中度下降的决定性因素。此外，方红生教授表示，通过非对称性指标测算可以认为目前中央公共财政收入集中度已经处于过低的倾向，这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包括：加大中央通过转移支付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压力、中央承担中央事权所对应的支出责任乏力以及中央运用财政政策稳定宏观经济的能力受限等。针对备受关注的新增值税分享方案对中央公共财政收入集中度的影响，方红生教授指出虽然新增值税分享方案可以略微提高中央公共财政收入集中度，但是并不足以扭转中央公共财政收入集中度持续下降的趋势。为了避免持续下降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中央政府亟需继续提高其公共财政收入集中度，同时还亟需通过提高其政府性基金收入集中度和社保基金收入集中度来提高其全口径财政收入集中度，这一建议从全口径财政收入的角度指明了央地财政收入分配改革的方向。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方红生教授发表演讲
马光荣副教授发表了题为“The Big Push and State-Led Industrializ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s Great Western Development Program”的演讲。他幽默的称这是一个“双老问题”，既是一个已经被众多专家学者研究论证过的话题，又是一个正在被许多专家学者研究的题目，但是在演讲中马光荣副教授却表达出独到新颖的见解。他将政府在工业化进程中的角色定位作为切入点，对比了以市场机制为主导的西欧、北美的工业化进程和以政府积极干预为主导的苏联、东亚的工业化进程，进而引出了Krugman和Young对东亚模式的质疑。他们认为东亚经济的崛起主要是由于大规模的投资，而非生产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援引了Big push theory，强调了政府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和产业政策尽管存在着激励不足的问题，但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仍具有重要作用。因此，马光荣副教授的文章将视野聚焦在作为Big push theory典型代表的“中国西部大开发政策”，以评估西部大开发是否加速工业化进程，又是否会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在详细剖析了西部大开发政策的时间脉络和实施进程基础上，马光荣副教授基于断点回归的方法评估了西部大开发政策的作用及其大小，其中强调两点，一是剔除了内蒙古这一相对特殊的西部大开发地区边界以通过平衡性检验，二是剥离政策在断点边界左右地区的外溢效应。最后马光荣副教授指出西部大开发政策确实加速了目标地区的工业化进程，但主要是由于大规模的实物投资而非生产率的提高，且在促进创业、提高就业等方面效用甚微。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马光荣副教授发表演讲
本届Workshop宣讲嘉宾和参会专家学者进行了高水平学术切磋，现场学术氛围浓厚，座无虚席。参会人员对本届Workshop给予高度评价，认为通过探讨这些重大的中国公共经济学前沿问题，不仅有助于浙大财政学科的发展，而且有助于中国公共经济学理论与政策研究创新。
参会人员聚精会神听学术报告
（文/李丹、苏云晴、赵明瑶，图/鲁玮骏、董晔、张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