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经院财税大讲堂第八期顺利举办

 

2016年9月26日下午，澳大利亚科廷大学副教授，财务会计系主任Grantley Taylor先生应邀来访,在“浙大经院财税大讲堂”上做了第八期讲座，主题为“Does Firm Life Cycle explain the Propensity for Firms to Engage in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报告会现场

 

浙江省财政厅戴祥波处长、浙江大学金融系罗德明教授、经济系叶建亮副教授、财政系周夏飞副教授、康笛博士、蔡璧涵博士和经济学院研究生参加了讲座，讲座由财政系方红生教授主持。

 

Taylor先生在做报告

 

讲座环节，Taylor教授先向与会人员简单介绍了科廷大学及其所在的财务会计系，之后开始对其论文进行介绍。他指出，目前关于企业生命周期与合理避税的研究较少，少有文献对两者间的关系进行详细的研究。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其现金流状况也有着较大的区别，而避税的一个主要目的正是使企业获得更多现金流。这触发了他研究企业生命周期与企业避税之间关系的灵感。

  随后，Taylor教授向我们详细介绍了企业从初创、成长、成熟、动荡到衰退期的生命周期理论，以及对应阶段企业的现金流特征，提出四个假说。假说1.在企业的生命周期中，相比动荡期，企业避税与初创期正相关。假说2.在企业的生命周期中，相比动荡期，企业避税与成熟期负相关。假说3.在企业的生命周期中，相比动荡期，企业避税与成长期负相关。假说4.在企业的生命周期中，相比动荡期，企业避税与衰退期正相关。

 

Taylor先生在做报告

 

接着，Taylor先生使用美国企业的数据，进行了基本回归、稳健性检验和异质性分析，实证结果有力地验证了理论假说。他透露自己花了一年半时间进行了三次修改，才得以发表这篇有分量的文章。

最后，Taylor先生做了简单的总结。他认为，企业生命周期的不同发展阶段决定了企业的现金流和留存收益，进而影响了企业的避税倾向。这一研究首次对企业生命周期与避税倾向之间的具体关系进行了假设和验证，充实了资源依赖理论和代理理论的相关文献。另外，Taylor先生还与大家分享了研究展望，认为接下来的研究还可以探索企业生命周期与公司治理结构之间的关系。

在接下来的交流环节，方红生教授作为主持人，在对Taylor先生的精彩报告表示感谢后，提了一个富有挑战性的问题：文章没有区分避税和逃税，避税是合法的而逃税是非法的，研究逃税可能更有意义。但研究逃税最大的挑战是逃税程度的衡量。对此，有何好的建议？

 

方红生老师提问

 

随后，叶建亮副教授、康笛博士、蔡璧涵博士和施如画、何敏元、党丹丹、俞琳慧和鲍雨欣等研究生分别提出如下有价值的问题：1）企业生命周期四阶段，其治理结构本身就可能存在很大的差异，企业避税行为可能源于治理结构本身，本研究中如何处理这一问题？以及是否有相关治理结构的数据分析？2）对于初创公司来讲，是否拥有不同的避税成本？3）文章认为企业避税行为主要发生在企业初始阶段和衰退阶段，但公司成长往往伴随有一个学习过程，企业避税行为是否存在学习过程？是否在初始阶段也有一个逐渐上升趋势？研究中是否进行过相关分析或检验？4）直觉来看，成熟期的企业拥有更多关于避税的知识，进行税收筹划的成本更低，但文中却是相反的，为什么？5）成长期和衰退期企业在避税方面的经验和技术很可能存在不足，因此避税成本提高，导致实际避税程度更低，可以进一步研究这些因素吗？应该如何考虑才合适? 6）该项研究成果对税务机构、投资者及企业自身发展有何指导意义？7）对企业所处时期进行界定的条件中，成熟期企业投资现金流为什么为负？8）企业所有者属性、生产者消费者关系等均会对企业避税产生影响，而这些因素在不同时期会产生变化，如果考虑这些因素，结果会有何不同？

Taylor先生对上述问题都进行了耐心细致的答复，让广大师生受益匪浅。

 

叶建亮老师提问

 

现场交流环节

 

（文/鲍雨欣、党丹丹、俞琳慧 图/霍柄昆）